别有味道的楼兰残纸（5）

七、楼兰残纸中的练字纸

楼兰文书中的练字残纸不少，绝大多数为纸质，时间大多为十六国时期，我们将这些练字纸做简要书体统计，统计显示其书体集中于今草、行、楷，隶书、章草极少，草、行、楷三体比例大体持平。练字纸说明当时人们练书习字之风非常盛行，而且大家主要在苦练新体楷、行、今草，亦可佐证新体流行程度。

孔纸31.2正背均为习书字迹，至少出于两人手笔。该纸背面以楷、行书为主，另有几个草字。其楷字属今楷法，行笔坚定粗犷，几个“顿”的“页”之横折部颇另类，像“丁”形，似两笔写成，而非规范的折部写法；点线没有过多藏、调锋类动作，显得直截了当。该残纸正面则出于另一位书者，“首、白、汹、无、十”等楷字顿挫分明，点画起止颇显规矩，很有锺繇、二王楷书的技巧与风致；纸右中部的“十月九日白”等大字笔画粗重，竖笔折逆锋起笔，讫笔回隐锋，行锋有迹而毫芒不显，横画起止无痕，润泽含蓄，可谓典型完美的横、竖笔；这几个大字看上去和左部的“首、白、汹”等字虽不相似，其实应是一人书写，这从“白”字写法可以看得出，特别是“白”首画“丿”的写法——同一书者训练一种书体（如楷书），且同样工谨书写，也会有不同面貌。古人操毛笔书写，日夜为之，一生为之，甚至“忘其疲劳，夕惕不息”，他们笔下的墨迹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要丰富，一个民间普通书手或基层胥吏，能够写出不同风格的书迹，这很自然。这种情况既给今人探究古代墨迹以丰富的实物资料，也因其书迹复杂性常令人困惑，今天的研究者须以多样性的、流变的、发展的、辩证的观念看待字体尚处于变动期的古人书迹，像孔纸31.2这样，背面朴拙的字迹和正面新妍的笔法并不代表它们有时间先后之别（它们基本是同时期字迹），该纸正面妍俏、粗厚两组楷字其实出于同一人之手。

同近期字体“新旧”间的差异也在习字纸上反映出来，这些纸书大多为十六国前期之物，时间间隔并不大，这种“新旧”之别实属个人书写技巧与习惯上的。孔纸33.2背面中下部的大字，粗长捺笔如扫帚般不成型，竖笔一拓直下含隶意，“及”的“丿”头尖尾粗——书写水平低劣、旧有写法的惯性影响、新体技术的不成熟不到位等，造成这种情况。

从当时识字习书的重要范本《急就篇》的练习残纸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新、旧体仍存在不同的认知和接受程度。楼兰《急就篇》残纸由马纸171、172、173等残片组成，正背面皆为《急就篇》起首部分。正面似为范本模样，用了两种字体：先是四行含隶意的楷书，再用章草重写之，似乎在以正、草两体做示范。背面为习书者笔迹，基本依正面楷字模样照写，写得朴拙稚气，且字体较大。《急就篇》作为汉代传续而来的字书，其古体（隶、章草）特色一直比较浓郁，即便到了新体流行的魏晋时期，人们习写《急就篇》时仍以隶意为之。楼兰《急就篇》残纸正背两面的正体字，是以时书（今楷）抄写本应是隶书体的内容，或是对隶体母本的楷书化理解、发挥，于是才有了这种兼楷兼隶的字迹。该残纸正面草字为含波磔的较规范的章草，应是基本依照旧母本（有可能出自汉末或更早）之法所书，或表明魏晋时代古体草书在人们心中仍占相当分量。

关于习字所依据的新体范本，有研究者认为必是由内地传入西北边垂的。我们认为，习书范本应是多种多样的，来源也是多渠道，包括内地传入和当地楷模。其主要的背景是，新体楷、行、今草的发展成熟，自中原至边远地带，汉末三国西晋间，大体依同步进变态势；同时期同地域内，有着新、旧写法的差异，这在海内各地都存在着；诚然，比较而言，中原地区的新体发展应有一定的引领作用；从书写主体看，士人名家的楷范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。河西地区东汉即是书法、特别是草书发达地区，之后，早期楷、行、今草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也不会落后于其他地区，例如，“兰州伏龙坪东汉纸书”（早期楷书），其新体含量不亚于同近期的东牌楼简牍。在书家之名人效应尚未步入热潮期的西晋以前，中原书家的影响虽然存在，但不是唯一的示范标杆。所以西北地区人们学书取法，既有内地楷模（名家书迹以及官府公文、书信等），也应有当地的书写楷则。（本文刊于《中国书法》2013年第6期，此处为节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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