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书·货殖传》原文及翻译

汉书

原文：

昔先王之制，自天子公侯至于皂隶者，其爵禄、奉养、死生之制各有差品，小不得僭大，贱不得逾贵，故上下序而民志定。于是辨其土地、川泽、丘陵之宜，教民种树畜养；五谷六畜及至鱼鳖、鸟兽、材干、器械之资，所以养生送终之具，靡不皆育。育之以时，而用之有节。然后四民因其土宜，各任智力，夙兴夜寐，以治其业，非有征发期会，而远近咸足。故《易》曰“以财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”“备物致用，立成器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”，此之谓也。
《管子》云，古之四民不得杂处。士相与言仁义于闲宴，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，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，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，朝夕从事，不见异物而迁焉。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，子弟之学不劳而能，各安其居而乐其业，甘其食而美其服，虽见奇丽纷华，非其所习，不相入矣。是以欲寡而事节，财足而不争。于是在民上者，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故民有耻而且敬，贵义而贱利。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。
及周室衰，礼法堕。桓、文之后，礼义大坏，国异政，家殊俗。于是商通难得之货，工作亡用之器，士设反道之行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。伪民背实而要名，奸夫犯害而求利，篡弑取国者为王公，圉夺成家者为雄桀，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一世之间，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。礼义不足以拘君子，刑戮不足以威小人，伤化败俗，大乱之道也。
（取材于班固《汉书·货殖传》）

译文/翻译：

从前先王的制度，从天子、公侯到奴仆，他们的官爵、俸禄、死生（礼仪）的制度各有不同的等级，小的不得越过大的，低贱的不得越过高贵的，所以上下有序，民心稳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（先王）辨明土地、山川水泽、丘陵等不同情形，教导百姓（因地制宜）种植树木、饲养牲畜；（从）五谷六畜到鱼鳖、鸟兽、材料、工具等资财，用来养生送终的东西，没有不全都植养繁育的。按时植养，使用时有节度。这样之后（士、农、工、商）四类百姓各自根据他们（所在地区）的自然条件，充分发挥各自的智力和体力，早起晚睡，来治理自己的产业，并没有（政府）征发（赋税徭役），限期交纳，但远近地区都很富足。所以《易》说“依靠财物辅助自然规律的运行，来引导制约百姓”“备取万物用于各个方面，制成器物把（它）作为天下人的利益，（在这方面）没有谁比圣贤的君主更伟大了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《管子》说，古代（士、农、工、商）四类百姓不允许混合居住。士人在学习读书的地方相互谈讲仁义，工匠在官府里相互议论技巧，商人在街市相互谈论财利，农民在田野相互谋划生产，从早到晚从事（自己的职业），不会看到别的事物而想改变自己的本业。所以他们父兄的教导（即使）不严格也能成功，子弟的学习（即使）不费力也能学会，（他们）各自安于自己居住的地方，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，认为自己的食物很美味，认为自己的服饰很好看，即使看见奇异华丽的事物，（因为）不符合他们的习俗，（就）不会接受。由此（百姓）的欲望少，事情简单，财物充足，没有争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位居百姓之上的君王，用道德来引导他们，用礼制来统一他们，所以百姓有廉耻之心而懂得尊敬，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。这（就是夏、商、周）三代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，不需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使国家安定的大概原因吧。
到周王室衰微时，礼法被破坏。齐桓公、晋文公之后，礼义彻底破坏，各国的政治不同，各家族的风气差别很大。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，工匠制作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，士人进行违反道义的行为，来追逐时人的喜好而获取世间的资财。诡诈的人违背事实来诈骗名誉，奸邪的人侵犯损害他人来求取功利，篡权杀君得到国家的人成为王公，强取豪夺建立家业的人成了英雄，粉饰欺诈为非作歹的人一辈子富足，固守正道遵循义理的人不能免去饥寒的忧虑。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，刑戮不足以威慑小人，损丧风化，败坏风俗，（这）是导致天下大乱的原因。
《汉书·货殖传》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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